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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友、王泽壮:王权安全与联盟外交:摩洛哥结盟政策的国内根源探析

2021-10-01 502 历史趣闻

摘要:传统联盟理论认为,联盟是国家制衡外部威胁的重要载体。本文研究发现,对于中东君主制国家来说,结盟动机往往是维护相对脆弱的王权安全,其隐性逻辑是“国内安全议程优先于国际安全议程”;联盟外交的动力是维护政权稳定,以国际安全合作手段来维护王权安全的政治目标。中东君主制国家的王权安全包括教权与君权两个维度,前者旨在维护*********教在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教权),后者旨在维护王室统治的合法性(君权)。中东君主制国家维护王权安全的最优手段是开展联盟外交,以获取王权安全所需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国际援助。本文以摩洛哥对美国和沙特的联盟外交为深度案例,考察中东君主制国家结盟的背后逻辑。研究发现,中东君主制国家的联盟外交具有“外交服务于内政”“王权优于主权”“安全依附性高于政治自主性”的鲜明特征。

当今世界,各国国情不同,政治制度和对外战略也差异甚大。政体不同决定了国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不同,即统治阶层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考虑的因素不同。在中东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增长率较高,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突出,对国家建设与政权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

中东阿拉伯国家政治制度差异较大,但大体分为君主制和共和制国家,前者包括摩洛哥、约旦、沙特、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巴林、阿曼八国,后者包括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十余个国家。在北非国家中,摩洛哥是唯一的君主制国家,且是唯一在近半个世纪里未发生重大冲突的国家,与此相比,共和制国家埃及、利比亚、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毛里塔尼亚要么爆发内战,要么被卷入“阿拉伯之春”的浪潮。君主制国家为什么比共和制国家更加稳定?摩洛哥为什么没有爆发“阿拉伯之春”和内战?在没有面临重大外部威胁的情况下,摩洛哥为什么依然选择与外部大国结盟?本文以王权安全为视角,分析摩洛哥对美国与沙特联盟外交的隐性逻辑,考察中东八个君主制国家结盟的背后动因。

一、结盟动机与联盟行为:研究与反思

在国际关系领域,联盟通常是仅限于国家之间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它是国家间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联盟理论研究中,关于结盟行为和动机的探讨至今仍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根据层次分析法,可以将联盟形成理论分为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在体系层次,其主要理论有权力平衡论、威胁平衡论、利益平衡论以及牵制性联盟论等,该“理论群”被认为是以均势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其共同逻辑是:体系压力—险恶的国际环境—结盟行为。在单元层次,主要理论有多重制衡论、安全外包论、安全—自主交易论、同质性国家亲密论等,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将国家特性以及国内因素纳******盟形成动机的分析框架中,更加具有解释力。

就体系层次理论而言,除了威胁平衡论外,其他理论均基于大国间结盟关系的外交实践发展而来,如肯尼斯·沃尔兹的权力平衡论基于对美苏冷战的观察;兰德尔·施韦勒的利益平衡论认为,修正主义国家为了现实利益而相互结盟,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特点;而牵制性联盟则是基于历史上敌对大国之间结成“消极联盟”的分析。尽管沃尔特的威胁平衡论的实证案例来自冷战时期中东地区的联盟实践,但仍有学者对其提出的“威胁平衡论”的可操作性提出了质疑。如格利高里·高斯通过分析海湾危机中沙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结盟行为,指出基于*********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意识形态因素才是这些阿拉伯国家结盟的核心动机,其对沃尔特的威胁种类进行了解构,以确定哪种威胁更重要。因此,体系层次理论在解释中东发展中国家的联盟行为中存在一定的缺陷。

相比之下,单元层次联盟理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20世纪90年代史蒂文·大卫提出的“多重制衡理论”打破了“单一外部威胁中心论”,在立足于国内因素(国内威胁)并顾及国际因素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联盟形成理论。此后,理查德·哈奈特和杰弗里·范登堡修正了大卫的“多重制衡理论”,认为内外部威胁具有高度相关性,并提出8个层次联盟类型。该研究以约旦为例,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爆发后,侯赛因国王对伊拉克的多重制衡外交。安全外包论和安全—自主交易论则进一步将执政集团的生存安全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认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为了国家生存,倾向于将自身安全“转移”给更强大的盟友。

上述研究虽较为充分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结盟的背后逻辑,但大多研究对象是非对称性联盟,缺乏对同等实力国家间结盟行为的研究。沃尔特和高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了两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结盟现象。王石山和王英对“同病相怜”的弱小国家间结盟行为进行了研究。孙德刚和安然基于对沙特和卡塔尔交恶的现象加以研究,认为战略资源和战略目标同构的国家缺乏可交换利益,故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最终导致“同质化联盟”的恶性竞争乃至最终解体。

综上分析,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结盟行为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鲜明特征:(1)执政集团是分析的起点,应超越国家行为体的分析单位;(2)联盟是执政者应对国内和外部双重威胁的重要手段;(3)执政者的政权生存状况决定哪种威胁更为重要,进而决定具体结盟对象;(4)结盟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既有域外大国,也有地区大国和弱小国家;(5)非对称性联盟和对称性联盟具有不同的安全、利益和价值观诉求。

二、王权安全:君主制国家联盟外交的解释新框架

本文探讨中东君主制国家结盟的动因,并考察君主制国家对王权安全的关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政权安全的关注是否一致。君主制国家的“王权”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政权安全最初是冷战时期的一个名词,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大多数学者将其定义为“当执政精英开始将自己的生存安全视为首要政治优先事项时所出现的一种范式和一套实践”。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政权安全是“执政精英免于国内暴力对其执政挑战的状态”。政权安全一般作为一种因变量或概念工具解释某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政策,如1953-1960年间的韩国、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越南、2016年未遂政变后的土耳其,以及“阿拉伯之春”以来的埃及-沙特关系等。根据现有研究,本文将政权安全定义为“执政集团的生存安全在主观上不担心受到威胁,在客观上没有受到物理攻击,从而作为国家的最高政治议程指导外交政策”。

柯蒂斯·瑞安在审视结构现实主义(体系层次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因素)、建构主义(跨界意识形态)以及国内政治斗争对结盟影响的基础上,首次将“政权安全”纳入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分析当中,形成了因素-政权安全-结盟行为的逻辑关系。政权安全可以将各种具有竞争性的因变量(内外部威胁、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进行有机整合,进而形成对联盟外交的整合性解释路径。

基于柯蒂斯·瑞安的研究,本文认为,理解联盟外交需统筹考虑国内变量和体系变量、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当然,本文并未抛弃外交政策分析的体系变量。对于包括*********君主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统治集团“生活”在国内和国际两层交错的社会中,在制定政策时必然要参与国内-国际双重博弈。因此,执政集团与外部力量结盟是为了维持政权本身的安全与生存。在这些国家,维持政权安全的成本不仅仅是防御外敌,更重要的是维持执政集团的生存。事实上,从政权安全的视角理解联盟外交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概念在后殖民时代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内涵。

在八个中东君主制国家,王室家族主导的王权利益构成了王权安全的核心。王权利益不是政治精英所援引的那种宽泛的“国家利益”,而是统治集团自身安全和生存的特殊利益,“国家”安全的获得是通过消除对政权长治久安的内外部威胁来实现。要达到这些目的,联盟外交是重要选项,它可以增加政权的安全性,增强执政合法性,进而保证作为整体国家的安全,即可以通过“外部支持+内部动员”来应对生存安全威胁。总之,联盟政策的制定,不仅取决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所呈现的机会和限制,还取决于国内产生的政策偏好,这些政策具有实用主义,根植于构成统治政权的精英联盟。

从君主制国家面临的紧迫情况来看,制定联盟政策会获得三类收益: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和意识形态安全。结盟可以产生诸多弥补君主制国家不足的资源。联盟政策的经济收益往往是通过盟友的对外援助、贸易协议以及直接或间接投资来实现。对于资源贫乏的君主制国家来说,联盟带来的经济收益可以解决短期内预算赤字问题。这不仅可以在经济危机时维护社会稳定,而且可以支付维持国内执政联盟团结的费用,这些政治联盟包括国家官僚机构、安全部队和精英。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四个假设:

假设1:中东共和制国家倾向于伙伴外交,中东君主制国家倾向于联盟外交。前者倾向于在大国之间保持战略平衡,后者由于长期实行家族统治,更担心出现政治合法性危机,故比前者更容易选择结盟,从而在安全上依附外部大国;

假设2:君主制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是“君权神授”,共和制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是“公权民授”。与共和制国家通过结盟追求国际政治地位不同,君主制国家的结盟动机更加单纯,即以服务国内政治核心议程为主要目标,以维护统治家族的王权安全为核心利益,以维护*********教在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教权)和维护王室的统治(君权)为“两翼”;

假设3:中东君主制国家的联盟外交具有鲜明的务实主义特点,执政者基于某一时期王权安全的最大威胁决定结盟对象、合作形式及资源配置;

假设4:中东君主制国家更容易选择依附性安全合作关系,通过牺牲联盟主导权寻求安全,以外交让步为条件维护王权安全。

三、摩洛哥王权安全与联盟政治

摩洛哥虽被认为是非洲地区最为稳健的国家之一,但面临工业化水平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有限,经济和社会压力大等一系列问题。当国内爆发社会、经济危机或地区爆发大规模动荡时,王室合法性常面临巨大挑战。摩洛哥自独立以来,就对域外大国和地区国家施行联盟外交,王权安全是摩洛哥联盟外交的重要动因。

在摩洛哥,国王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具有“君主”和“教主”双重身份:其一是代表阿拉维王朝的国王身份,也即国家最高领袖,统领国家各项事务、保护领土安全、抵御国内外敌人等;其二是*********权威的“信士的长官”身份。身份决定所拥有的权力,亦即摩洛哥国王同时完全掌握君权(代表国家)与教权(代表*********)。摩洛哥2011年《宪法》第42条为国王的双重身份和权威提供了法理基础:

国王是国家元首,是国家的最高代表,是国家统一的象征,是国家永久性和连续性的保证人,是各机构之间的最高仲裁者,必须尊重宪法和司法机关的良好运作,保护公民的民主选择和民主权利,保护公民的自由和集体的自由,以及尊重摩洛哥王国的国际承诺。

在摩洛哥政治发展中,宪法是各个阶段妥协的产物。1962年宪法是国王哈桑二世继位初期面对国内动荡政局制定的;1970、1972、1980、1995和1996年宪法是在与国内政治反对派“谈判”的背景下修订的。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2011年2月20日摩洛哥爆发了规模性的民众抗议运动,************六世通过修改宪法暂时性地平息了社会不满。

由此看出,宪法的修订更多是为应对国内的突发危机,而这类危机又可能危及王室政权的生存。历次宪法修改的重点虽是关乎国王的分权问题,但国王对君权和教权的掌控实际在不断加强。即使在殖民时期,苏丹的权力也非常有限,如立法权以及*********文本的解释权均不在其控制范围内。独立后的摩洛哥,政治制度设计模仿法国,强调最高统治者对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掌控。因此,从1956年独立开始,王室就加强了对君权的解释和扩展,到了国王哈桑二世统治中期达到巅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1962-1996年的宪法制定与修改均由其本人主持完成。

与此同时,国王哈桑二世还加强了教权,并强调作为代表*********身份的国王所具有的神圣属性。除通过宪法来塑造神圣属性外,哈桑二世还通过各种仪式来强化自己的神圣形象,强调其作为先知************的后裔在*********世界拥有崇高地位。每年宗教学者、政府和军队高官、贵族以及部落首领都会到哈桑二世所在的行宫进行效忠宣誓。国王哈桑二世对教权的掌控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达到最高峰,因为这一时期哈桑二世成功地在两次未遂军事政变中脱身,并在1975年成功组织“绿色进军行动”,均强化了其教权。

哈桑二世的强大个人影响力,以及其对君权和教权的绝对控制,使得缺乏经验的************六世在执政初期所代表的王室合法性相较之下显得较弱,尤其体现在君权和教权的掌控上。因此,上位初期,新国王采取了隐忍策略,如在第一次演讲中就向全国民众强调了政治分权、公民人权以及自由权等重要性。一时间,舆论普遍认为新国王会与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样践行英式君主立宪制,摒弃哈桑二世的治国理念。继位两年后,有消息称国王************六世要退居幕后,甚至出现了大量关于国王对主权、民主和君权的解读。然而,国王************六世本人在此时做出了惊人的回应,称要像其父亲和先辈一样治理国家。************六世在接受法国杂志《巴黎竞赛》采访时指出:“规则曾经存在,现在还会存在。有很多谣言说我要摒弃从前的(统治)方式,这完全错了,只是风格不同。”事实证明,在后来的政治改革中,************六世一边向外塑造民主形象,一边向内增强王室对君权与教权的扩大和控制。

因此,无论是哈桑二世期间,还是************六世执政下,维护和巩固组成王室政权生存的君权和教权成为国王施政的重要任务之一。

由上文可见,摩洛哥的王权安全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是君权。君权的合法性主要来自阿拉维王朝500多年在摩洛哥的统治,但现代摩洛哥的君权显然和独立前不一样。因为在法国委任统治期间,王朝被迫进行了现代化改革,改革的重点是苏丹(国王)的权力向“总统”靠近,亦即君权本身得到了扩展;第二是教权。教权的合法性主要来自谢里夫王朝是先知************后裔的历史叙事,即使在摩洛哥独立后,几任国王均在各种场合强调*********身份来源的正统性。合法性虽有宗教来源,但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权力。所以,在对这两类权力来源的解释和控制上,国王的掌控能力是关键。换句话说,每任国王必须通过自己以及王室的“努力”才能将君权和教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保证王室政权的统治合法性。

作为君主制国家,摩洛哥的联盟政治实际上是通过国际安全合作来强化国内议程,以军事手段达到国内政治目的——维护王权(教权和君权)的长治久安。下文以摩洛哥对美国和沙特的联盟外交为例,考察其如何在联盟政治中追求国内议程的目标——维护教权和君权。

四、案例1:维护教权——摩洛哥参与美国全球反恐联盟

美国是中东地区的霸权国,对于摩洛哥王权安全至关重要;摩洛哥国王要强化自己在*********教中的“信士”地位,必须依靠美国的支持。

“9·11”事件作为美国反恐战争扩大化的关键点,对摩洛哥也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直接影响:第一,对于美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长期盟友摩洛哥而言,国内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中间兴起的反美主义,增加了摩洛哥与美国开展安全合作的困难,一方面摩洛哥被迫加入小布什政府启动的全球反恐战争,另一方面政府又在国内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第二,*********极端主义思潮的全球化——极端主义者人数增加、极端思想的国内和国际扩散,对摩洛哥正统*********产生了极大的威胁。摩洛哥国王作为国内*********的权威代表和唯一合法继承者,受到了巨大影响。因此,国王************六世在参与美国的反恐政策上,需要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进行双层博弈。国际方面,国王需要通过谈判来配合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进而成为美国忠实的反恐盟友;国内方面,国王需要在国内层面抑制政治精英和民众的反美情绪。

“9·11”事件爆发后,摩洛哥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第一个谴责恐怖袭击制造者、并宣布与美国人民一同打击恐怖主义国家。之后,国王************六世又组织摩洛哥高级官员,在拉巴特大教堂举办悼念“9·11”事件中遇难者的大型悼念活动。为寻求国内*********组织对摩洛哥参加美国反恐联盟的支持,国王特别邀请了正义与发展党和“正义与行善会”成员参加。这一行动被认为是国王的决定,其目的是迎合美国全球反恐的话语权。从2002年开始,国王************六世通过各种具体措施,逐步将摩洛哥纳入美国的反恐联盟。

在外交层面,为彰显摩洛哥对美国全球反恐联盟的支持,摩洛哥国王采取了诸多措施。第一,邀请美国官员访摩。2002-2006年间,多位美国高官频繁访摩洛哥,其中包括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2002年4月、2003年12月、2004年12月)、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伯恩斯(2001年12月,2002年12月,2003年10月和2004年10月)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2002年2月);第二,出台相关反恐法规,对接美国的反恐政策。2002年7月,摩洛哥批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2003年5月摩洛哥制定了“全面反恐法”,该法规在2015年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涉及招募和训练境外************的条款;第三,建立*********培训学校,配合美国的“去极端化”项目。该学校的目的是为美国、欧洲和非洲等国培训具有温和*********思想的伊玛目,如隶属于摩洛哥宗教资产与*********事务部的“乌里玛************联盟”每年在拉巴特开设各类关于*********教法方面的培训课程。

在实务层面,2001年,摩洛哥声明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虽摩洛哥没有派兵参加,却在道义上宣布支持。战争结束后,2001年12月,摩洛哥政府加入了阿富汗维和与重建项目,以农业、食品和水资源方面的合作形式提供帮助。在情报领域,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摩洛哥安全机构的合作可追溯至冷战时期。************六世为适应美国的反恐需求,拓展了与美国情报合作的范围,改革摩洛哥安全机构,充当美国在中东和北非反恐的排头兵。2001年12月,摩洛哥安全机构曾前往巴基斯坦秘密抓捕被指控为************的巴公民,之后移交给美国当局。从2002年开始,摩洛哥情报人员直接参与美国针对“基地”组织的情报工作。“*********国”组织崛起后,为适应新的需求,2015年3月,国王************六世成立了隶属摩洛哥情报总局的“中央司法调查局”,以调查和追踪潜伏在境内的极端分子。美国国务院反恐局发布的《2016年恐怖主义国别报告》称,“摩洛哥是非洲地区唯一向美国领导的打击‘*********国’反恐联盟提供帮助、做出重要军事贡献的国家。”

国王************六世在努力适应美国政策需要的同时,也小心谨慎地安抚国内的反美情绪。在反恐背景下,摩洛哥与美国联盟所针对的潜在对象多是*********反美组织和国家,国王必须平衡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摩洛哥新闻社在2001年10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摩洛哥公民对“9·11”事件持批评态度,但同时也有超过90%的摩公民反对摩洛哥当局支持和参与阿富汗战争。在公民社会层面,有大量非政府组织发出反对声音,如位于贝鲁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大会摩洛哥分支在2001年10月组织******示威,谴责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系“不人道”行为,得到了摩民众的广泛响应。

在摩美反恐联盟在国内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情况下,国王************六世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第一,加强国内舆论引导,强调摩当局“不支持”美国军事行动,如摩洛哥外交与国际合作大臣************·本·伊萨指出,摩洛哥“同意”参加美国反恐联盟的条件是美国的行动必须是“谨慎且不会伤及无辜平民”。国王************六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战争不存在零风险,但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平民每天死亡的景象会加深产生极端主义的怨恨。”第二,在国内进行*********教育改革,适应美国的“反恐战争话语”。摩洛哥在1999年曾颁布关于规定*********教育的《******》。2002年,受“9·11”事件和美国国家安全话语的影响,摩洛哥又发布了《白皮书》,进一步对摩学校的*********课程进行“现代化”改革。2003年卡萨布兰卡发生恐袭后,************六世亲自指示对*********课程再进行深化改革,以适应全球反恐形势,“在世界上塑造模范的*********公民”。最后,对于部分顽固反对者,国王采取强制措施为主、拉拢和吸收政策为辅的策略。特别是在摩本土发生系列恐袭后,************六世模仿美国的“美国爱国法”制定了摩洛哥“反恐法”,为执行强制性措施提供了法理基础。

五、案例2:维护君权——摩洛哥参与沙特的多边军事联盟

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君主制国家是摩洛哥维护君权、增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靠力量。2011年,摩洛哥爆发“2·20”运动,沙特等国全力帮助摩洛哥国王解决危机。在此背景下,沙特和摩洛哥关系从2011年开始得到全面加强。在安全领域,2011年5月,沙特等国邀请摩洛哥和约旦加入海合会,建立“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俱乐部”。对于沙特来说,其主要有三大好处:第一,在马格里布地区增强影响力;第二,通过王室之间的联系建立*********“神圣同盟”,维护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集体认同感和政权安全,建立君主制国家“命运共同体”;第三,防止*********主义运动颠覆八个君主制国家政权,防止穆兄会的渗透。

从国王************六世角度来看,加入沙特领导下的高度制度化的集体安全组织确实有诸多好处,如制衡阿尔及利亚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以及获取海湾国家经济援助等。然而,加入海合会可能会严重削弱摩洛哥主权独立,从而影响摩洛哥外交的自主性。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摩洛哥同时面临国内经济危机和*********主义上升的双重威胁,其不得不寻求沙特经济支持。作为回报,摩洛哥积极参与沙特组建的各类联盟,开展实施联盟外交,双方成为*********世界的重要盟友。

第一,参与沙特组建的“反胡塞联盟”。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波及也门,萨利赫政权倒台。2012年2月,在海合会倡议下,也门举行全国大选,亲沙特的哈迪政府上台。2014年9月,胡塞武装组织联合萨利赫集团一举拿下也门首都萨那,次年3月宣布推翻哈迪政府,也门内战正式爆发。为支持哈迪政府并控制主要城市,沙特组建了由10个国家组成的“反胡塞联盟”,旨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摩洛哥是第一批响应并派兵参与“反胡塞联盟”行动的国家。2015年5月10日,为配合沙特联军,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共派出6驾F-16战斗机参与在也门萨达省的空袭。期间,摩洛哥国王和政府均表示对沙特军事行动“无条件”支持,如时任摩洛哥首相本·基兰在一次会议上对媒体称,“在这次‘风暴行动’中,我们全力支持海湾兄弟国。”本·基兰还表示,“国防命令由国王亲自下达,政府的作用就是去认真执行。”由此可见,摩洛哥参与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联盟,是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王室家族之间的联合。

2016年底,有传言摩洛哥将从也门战争撤军。然而,2017年10月29日,************六世代表、外交部总书记************·阿里·拉扎拉克在参加“反胡塞联盟”会议时强调,摩洛哥永远都是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的成员。同时,国王************六世支持并参与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在国内有不少质疑声音,尤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巨大争议,一方面是因为摩洛哥军人在也门战场时有伤亡,另一方面是因为有民众认为,这是由美国领导的代理人战争,摩洛哥不应深陷其中。因此,为维护国内和国际的平衡,摩洛哥外交部发布参与“反胡塞联盟”官方声明时,强调是“响应也门共和国合法政府哈迪总统的请求,与沙特等海湾兄弟国一起维护地区安全”。

第二,参与沙特组建的“*********反恐联盟”。2015年12月15日,继组建“反胡塞联盟”后,沙特又集结了34个*********国家,组建“打击恐怖主义*********反恐联盟”。根据沙特王储************·本·萨勒曼的说法,该联盟主要有两大任务——打击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国”组织,打击极端组织的幕后支持者。该联盟以逊尼派*********国家为主,包括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阿联酋等国,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长期盟友,摩洛哥也在其中。就在沙特宣布组建“*********反恐联盟”的第二天,沙特国防部副大臣************·本·阿卜杜拉·阿耶什率领高级代表团访问摩洛哥,与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合作内容包括国防工业、后勤支援、联合军演、军事培训和技术转让等,这也让摩洛哥成为“军火生产国”。这一军事协议是在沙特领导的“*********反恐联盟”框架下签署的,2016年3月8日协议正式生效,到期后将自动延续5年。摩沙一系列高级别军事合作彰显了摩洛哥对沙特的安全支持。

六、摩洛哥联盟外交的国内动因分析

从************六世继位初期摩洛哥国内形势来看,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继续碎片化,左翼势力、保皇派以及*********主义三足鼎立,另一方面摩洛哥经济低迷,城市失业率上涨,一度达20%,面临潜在的社会危机。“9·11”事件的爆发,从某种程度上讲,给继位不久的新国王提供了组建“跨国政治联盟”的机遇,即通过外部联盟来保证阿拉维政权的安全。与美国在反恐上进行合作、建立反恐联盟,解决了国王本身面临的教权危机问题,并借此对*********教进行改造,使摩成为温和的*********民主国家。此外,国王通过联盟外交还间接地获得了丰厚的战略资源,主要涉及贸易、援助等项目,解决了更深层次的王权安全威胁——民生问题。

第一,与美国结盟奠定摩洛哥在中东和北非“模范生”的地位。2004年7月,小布什政府为奖励国王************六世在反恐中所做的贡献,将摩定为美国主要的非北约盟友。2004年12月,小布政府为推进“大中东民主计划”,决定举办一次非正式的论坛——“未来论坛”。第一次论坛举办地就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其意图非常明确,即将摩洛哥视为阿拉伯世界的“模范国家”,尤其是在民主转型方面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树立榜样。此次论坛以非正式、灵活、开放的对话形式展开,一方是来自21个西亚和北非地区的*********国家,包括主要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另一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八国集团成员,由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和摩洛哥外交与国际合作大臣本·伊萨主持。此外,出席会议的还有包括阿盟、海合会、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以及欧盟的代表。虽然这次论坛讨论的话题主要涉及经济问题,如侨汇、旅游、投资等,但真实目的显然是为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

第二,与美国结盟实现两国自贸区协议的达成。摩洛哥与美国结盟除提升了摩在美国外交排序中的地位外,还促进了双边贸易便利化。两国于2004年3月签订的自贸区协议对摩洛哥来说是一项重要的“物质奖励”,也是一项珍贵的战略资源。自继位起,国王************六世就致力于发展经济,与诸多国家签订贸易协议,仅2004年,摩洛哥就相继与土耳其、美国、突尼斯、埃及和约旦签订自贸区协议。然而,由于摩洛哥是一个资源禀赋贫乏的国家——缺乏石油和天然等能源资源,因此,其与美国在贸易上互补性较差,两国的实际贸易量在本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比较低。2006年1月1日,摩—美自贸区协议正式生效,截至2016年8月,美向摩出口的贸易额从4820万美元增至21亿美元,增幅达328%。即使有如此高的增速,但对美国而言,摩洛哥在其全球贸易伙伴中仅列第69位;同样对于摩洛哥而言,与美国的贸易只占其出口的3.4%,占进口的6.5%。不仅如此,据摩洛哥学者研究,如果完全按照协议条款,摩经济增长将会出现下降趋势。因此,评估摩—美自贸区协议不能仅仅考量其单纯的经济收益。从摩洛哥的角度来看,与美国签订自贸协议,首先能够改变摩洛哥长期以来依赖农业生产的局面,因为摩洛哥有近一半的劳动力在农业领域,影响其工业化发展,而美国可以提升其工业发展速度,优化产业结构;其次,在经济上减少对欧盟的过度依赖,增加与欧盟的谈判筹码;再次,在政治上获得支持;最后,在政治意义上,认可************六世的国家治理能力。如************六世外交事务顾问法西·菲赫里曾指出,“摩洛哥已被公认为马格里布和阿拉伯世界市场经济改革的典范。

第三,获得美国和沙特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自1953年以来,美国向摩提供了超过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摩洛哥参与美国全球反恐联盟后,获得的经济援助不断增加,仅2012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就向摩提供了1670万美元的援助。除向摩洛哥政府提供援助外,隶属美国国务院的“中东伙伴计划”还向摩洛哥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主要用于摩洛哥青年人的教育、预防年轻人极端化倾向等。

在阿拉伯君主国家联盟当中,沙特对摩洛哥的援助力度最大。在2012年达成的海合会—摩洛哥5年50亿美元投资计划中,沙特一国就贡献了12.5亿美元。2012年,摩沙贸易额高达39亿美元。2013年,在摩洛哥—沙特联合委员会双边合作框架下,沙特向摩洛哥承诺8400万美元的投资计划。2014年5月,摩洛哥和沙特合资公司“阿斯玛投资”计划向摩洛哥投资2.3亿美元。2017年9月,为支持摩洛哥北部胡塞马地区的开发,沙特又向摩追加投资5亿美元。此外,沙特是海合会中在摩洛哥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沙特国王萨勒曼每年暑期都会选择在摩洛哥海滨城市丹吉尔度假,如2017年其在丹吉尔的消费就占摩洛哥全年旅游收入的1.5%。

除经济援助外,美国还对摩洛哥提供广泛的军事援助,双方保持着良好的军事合作关系。2009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摩洛哥是美国在全球的第三大军备购买国。从双方军事合作的具体层面来看,美摩定期进行涉及多科目的军事演习,每次参与人数均在1000人左右。2008年,美摩签订军售合同,美国向摩洛哥出售24架F-16战斗机、52架其他飞机,还包括T-6教练机、**M-D空对地导弹、AM120-C7导弹防御系统等。

第四,在西撒哈拉问题上获得美国和沙特支持。美国和沙特等盟友也是摩洛哥在国际社会上的重要政治支持者,这主要体现对待西撒哈拉问题的立场上。一直以来,在西撒哈拉主权归属上,法国是摩洛哥的坚定支持者,而美国是摩洛哥积极争取的对象。然而,美国的支持一般有诸多附带条件,如加速民主化改革以及在贸易谈判上的讨价还价。由于摩洛哥在反恐问题上支持美国,美国则在西撒哈拉问题上转向支持摩洛哥。此外,摩洛哥的盟友沙特也支持西撒哈拉属于摩洛哥领土的立场。如在2017年10月举行第四届联合委员会上,沙特代表回顾了2016年4月在摩洛哥—海合会首脑峰会中达成的“利雅得倡议”,强调海合会对摩洛哥在西撒哈拉主权问题上的支持立场,并支持西撒哈拉问题的自治解决办法。不仅如此,沙特对摩洛哥的经济援助,事实上间接帮助摩洛哥加强在非洲大陆的商业投资,从而通过经济外交的方式争取在西撒哈拉问题解决上的主动权。国王************六世抓住西撒哈拉的主权归属这一核心问题,加强对沙特等国的联盟外交,并与其他七个君主制国家结成“神圣同盟”。

七、结论

本文以王权安全—联盟外交作为分析框架,考察了摩洛哥联盟外交的国内根源。自************六世继位以来,摩洛哥在外交上共参与过两大具有军事性质的联盟,分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发起的“全球反恐联盟”“阿拉伯之春”后沙特于2015年3月和12月组建的“反胡塞联盟”和“*********反恐联盟”,这些联盟外交的实施都是基于对王权安全的考量。

从摩洛哥实行“联盟外交”的动机看,其核心诉求是获取美国和沙特的战略资源,从而维持王室政权的稳定。具体来说,美国可以提供的战略资源主要有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受认可的中东北非“模范生”地位以及在西撒哈拉问题上获得支持;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提供的资源主要有经济援助、在政治上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立场,这些支持与摩洛哥的王权安全——教权和君权息息相关。从功能上看,美国和沙特给摩洛哥带来的收益具有多重性。摩洛哥参与美国的全球反恐,主要是基于王权安全中的“教权合法性”,而参与沙特的全球军事联盟,主要是基于王权安全中的“君权合法性”。

作为外部资源的供给者,美国和沙******同组成了维护摩洛哥政权安全的两大重要外部力量——教权与君权。教权和君权也是取得国内政治共识的强有力工具,前者为摩洛哥参与美国的反恐联盟服务,后者可为摩洛哥与阿拉伯君主制国家联合提供服务。作为摩洛哥外交行为的重要国内变量,王权安全是国王************六世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进行费效比权衡的重要出发点,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沙特的“联盟外交”,均有“国内政治”的考量。

摩洛哥联盟外交的国内根源,与其他中东君主制国家联盟外交的国内根源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研究表明,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对政权合法性的担心,实际上超过了共和制国家。与共和制国家相比,君主制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尚未完成,实际面临更大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被视为“腐朽”“落后”“反民主”“挑战人权”的代名词。从埃及到利比亚,从伊拉克到叙利亚,昔日的阿拉伯君主制最终都是被共和制所取代,这对剩余的八个君主制国家来说,无疑是“前车之鉴”。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拥有相似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特征、权力架构和政治制度,它们联盟外交政策制定也具有相似的国内逻辑,即“外交服务于内政”,“王权优于主权”,“安全依附性高于政治自主性”。为强化教权和君权,这些君主制国家未来将继续依靠与外部大国的联盟关系,来维护各自的上层建筑稳定。

责任编辑/康巳鋆 顾心阳

图文编辑/陈阳

作者:张玉友,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王泽壮,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9年第2期

摩洛哥 沙特 ************ 美国 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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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联盟理论认为,联盟是国家制衡外部威胁的重要载体。本文研究发现,对于中东君主制国家来说,结盟动机往往是维护相对脆弱的王权安全,其隐性逻辑是“国内安全议程优先于国际安全议程”;联盟外交的动力是维护政权稳定,以国际安全合作手段来维护王权安全的政治目标。中东君主制国家的王权安全包括教权与君权两个维度,前者旨在维护*********教在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教权),后者旨在维护王室统治的合法性(君权)。中东君主制国家维护王权安全的最优手段是开展联盟外交,以获取王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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